不久前，一部講述中學時受到嚴重欺凌的受害者在成年后向欺凌者完成復仇的韓劇，上線僅三天就登頂網飛全球收視榜首。熱度部分原因在于各國觀眾對電視劇主題的共鳴。2018年9月，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針對13至15歲兒童的調查報告表明，全世界范圍內一半的學生(約1.5億人)曾經歷同儕暴力，超過1/3的學生經歷過校園欺凌。為什么青少年的社交生活中會有殘酷的一面？成年人應當如何介入其中？我們應該搭建怎樣的支持體系以有效降低校園欺凌發(fā)生率？日前，記者帶著這些問題進行了調查采訪，試圖呈現一些有益經驗，幫助孩子們不留童年陰霾。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今年3月30日是第28個中小學生安全教育日，主題是“預防學生欺凌，呵護身心健康”。以此為契機，北京海淀區(qū)人民檢察院聯合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在北京理工大學附屬中學上了一節(jié)法治教育體驗課。

課程以沉浸式體驗的方式進行。事務所副主任李涵介紹，第一個環(huán)節(jié)是播放影視作品中的片段，介紹欺凌事件中的角色和方式。然后請學生們報名上臺體驗一個欺凌的小場景，結束后兩方扮演者分別說出自己的感受。接下來李涵讓學生們聆聽一段從網上摘抄的欺凌者話語的音頻，讓學生們更深地代入進來。最后學生們在提前發(fā)的貼紙上寫下約定，反對欺凌行為。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致力于為違法犯罪或者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提供幫教、救助服務，李涵服務的對象中不少人都曾卷入到欺凌案事件中。這樣的課程形式是她和團隊綜合參考文獻資料與校園欺凌現狀后設計而成的。

2020年，中國心理學會校園欺凌與暴力防治專委會、山東師范大學校園欺凌研究中心對北京、天津、江蘇、浙江、山東、黑龍江、貴州、甘肅8個省市14598名中小學生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23.0%的受訪者曾卷入欺凌事件，其中受欺凌者占19.9%。而不同的研究表明，留守兒童、寄宿學生與小學中高年級學生卷入欺凌事件的比例更高。

旁觀者：也是參與者

安然和劉寧同宿舍的張麗是班干部，她把安然和劉寧看作自己的“跟班”，用各種方式欺負她們……安然、劉寧一直默默忍耐，直到被“罰”到沒有生活費向家里開口要錢時，家長才知道了她們的境遇。

中國心理學會校園欺凌與暴力防治專業(yè)委員會主任、山東師范大學校園欺凌研究中心主任張文新長期研究校園欺凌問題，他總結了校園欺凌的三個核心特征：第一是蓄意傷害性；第二是力量不均衡性，欺凌者可能具有年齡、身材、心理、人數或同伴地位上的優(yōu)勢，受欺凌者在遭受欺凌后難以反抗；第三是重復發(fā)生性。

具體形式上，比最引人關注的身體欺凌更為多發(fā)的，是關系欺凌和言語欺凌。此外還有網絡欺凌，比如欺凌者在毆打侮辱被欺凌者時錄制視頻并進行傳播，或者在網上散布受欺凌者的謠言，在社交媒體留言侮辱受欺凌者等。

在媒體報道過的欺凌事件中，受欺凌者往往伴有恐慌、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同時國內外諸多研究表明，與受欺凌者相比，同時兼具欺凌者與受欺凌者身份的學生，社會適應狀況更差，表現出更多的心理行為問題。而欺凌者同樣出現內化情緒問題，根據其兒童期的欺凌行為，可以預測其8到12年后的犯罪記錄。

安然和劉寧最后選擇了報警，并在家長準備與對方和解賠償時選擇了不和解。她們感到無法繼續(xù)與張麗在校園內共處。張麗最終退學，重新進入了老家的一所學校。

2021年6月，隨著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實施，強制報告制度上升為法律規(guī)定，該制度要求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fā)現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臨其他危險情形的，應當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關部門報告。2020年5月至2022年3月，檢察機關發(fā)現應當報告而不報告案件超過1600件，推動追責299人，其中就包括多地校長、老師。北京海淀區(qū)人民檢察院第七檢察部（未成年人案件）的檢察官李思瑤感到，隨著這一制度不斷普及，越來越多的學校在發(fā)現身體欺凌事件后選擇了報告。

然而，在出現顯而易見的外傷之前，欺凌傷害已經造成。更何況，更大多數的情形，如關系欺凌、言語欺凌，是無法由司法機關介入終結的。對此，我們能做些什么？

十年前李涵做關于校園欺凌的畢業(yè)論文時，悲觀地發(fā)現校園欺凌一旦發(fā)生，只能通過換環(huán)境來改變被欺凌者的處境。但在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實踐中，她感到在很多關鍵節(jié)點進行干預是可以改變欺凌問題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預防。而預防的前提是識別。“最理想的是在欺凌行為萌芽的時候就被識別出來，并對它喊停。但孩子要接受過這樣的教育，才能在遇到問題時知道應該怎么做。”

體驗部分結束之后，李涵帶學生們演練了被欺凌后怎么應對：首先要第一時間識別到自己可能是持續(xù)不舒適的，然后要將這個感受明確告知對方，“你這樣對待我，我不舒服，你必須停止”。當對方被明確告知時，可能就會增加對被欺負一方的理解與共情，也會琢磨“我好像在做一件道德不允許的事”。

除了當事雙方，李思瑤特別強調了旁觀者，“有些會在欺凌發(fā)生時起哄或者發(fā)笑，有些則沉默地看著或者走開”。一位受訪學生認為，旁觀者也是參與者。因為旁觀者人數最多，沉默就是默許了欺凌的發(fā)生。他們的態(tài)度決定了班級的風氣，也影響著欺凌者的心態(tài)。

老師：需要系統(tǒng)支持

浙江理工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洪芳正在做旁觀者干預的課題。她認為，除了提高旁觀者的敏感性，賦予他們責任心，讓他們感到不能置身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支持他行動起來的系統(tǒng)，“而不是讓他感到反正報告了也沒人管，甚至自己還會被報復”。

老師是其中非常重要的角色。高晨是山西一所高中的老師，在她看來，識別校園欺凌并不困難。“一些發(fā)生在校外的或者宿舍中的身體欺凌老師不易第一時間發(fā)現，但是不是有小團體在排擠某個同學，誰在班上不太受歡迎，是很容易感覺到的。”

她介紹，目前學校防治校園欺凌常規(guī)開展的工作是每年開學第一課都會講安全教育，每學期還會再舉行幾次主題班會，強調有問題要及時跟老師反映。“只是學生反映之后，老師能做的事情很有限。”高晨感嘆。

張文新在調研中感到老師的反欺凌態(tài)度較為積極，但中小學老師普遍缺乏應對校園欺凌的效能感。75.2%的老師認為處理班級中的欺凌事件存在困難，63.0%的老師認為管理受欺凌者的行為存在困難，72.3%的老師認為管理欺凌者的行為存在困難。

目前很多學校都在對老師進行防治校園欺凌的培訓，但李涵感到，這些培訓時間較短，以理念為主，老師不能直接拿來解決已經發(fā)生的問題。“老師的教學任務已經非常繁重，同時還承擔著千頭萬緒的行政管理工作的執(zhí)行落實，他們需要幫手解決自己精力不足、能力不足的部分。”

學生保護專員：搭建應對欺凌機制的嘗試

誰能來做老師們的幫手？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對記者強調，應該說目前國家層面已確立了防治學生欺凌問題的基本制度。2016年以來教育部陸續(xù)發(fā)布了不少政策推進校園欺凌的防治問題，其中標志性的是《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guī)定》（以下簡稱《規(guī)定》）。《規(guī)定》要求，學校應當成立由校內相關人員、法治副校長、法律顧問、有關專家、家長代表、學生代表等參與的學生欺凌治理組織，負責學生欺凌行為的預防和宣傳教育、組織認定、矯治、援助等。

《規(guī)定》明確了處理流程：學校接到關于學生欺凌報告的，應當立即開展調查，認為可能構成欺凌的，應當及時提交學生欺凌治理組織認定和處置，并通知相關學生的家長參與欺凌行為的認定和處理。認定構成欺凌的，應當對實施或者參與欺凌行為的學生作出教育懲戒或者紀律處分，并對其家長提出加強管教的要求。

“但這些規(guī)定沒有得到有效落實。光有機制不夠，歸根結底要落實到人身上。”佟麗華說，《規(guī)定》中提到，有條件的學校可以設立學生保護專員開展學生保護工作，“學生保護專員”也許可以成為落實整個機制的抓手。

2021年北京市豐臺區(qū)成為教育部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未成年人保護合作項目”的試點地區(qū)。豐臺區(qū)教委與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合作，遴選了十所學校參與組建學生保護專員和學生保護監(jiān)察員隊伍項目試點。

中心執(zhí)行主任于旭坤介紹，他們認為相比較外部人員進學校，最重要的還是打通學校內部的渠道，因此在人員遴選上有很多現實考量。“比如不能占用編制，需要持教師資格證，擅長跟學生打交道，每所學校兩到三名為好。”于旭坤列舉，綜合下來政教處或者德育處等相關部門的老師是比較合適的人選。

中心與學校多次座談后，為學校制定了欺凌防治流程的推薦文本。包括定期進行欺凌狀況調查、評估，公布保護專員的聯系方式接受學生求助、投訴，專員接到求助后需要向學校報告，如果自己可以處理，需要留下工作記錄。

此前受限于疫情防控，培訓工作只開展了一次。于旭坤介紹，目前中心開發(fā)了幾個版本的課程方案，將聯合豐臺區(qū)教委對學生保護專員進行長期培訓，內容涉及相關的法律政策要求、個案討論、應對欺凌事件的工作方法與注意事項、怎么借助外部力量、如何開展家校合作、如何教育懲戒等，使得他們能處理比較簡單的欺凌事件。

社工：改變“土壤”的專業(yè)力量

機制的搭建最終要落腳于對欺凌者的教育懲戒和對受欺凌者的救助。

除了涉嫌犯罪等嚴重欺凌行為由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外，老師們常常苦于沒有合適的懲戒辦法。佟麗華認為應該發(fā)揮校規(guī)校紀的作用。

“目前很多學校的校規(guī)校紀都很粗糙，不利于執(zhí)行。比如哪些情形學校可以進行當場懲戒，哪些情形要對學生進行警告等，都應該細化。”佟麗華建議，有條件的學校在制定校規(guī)校紀時應該組織聽證，然后提交家長委員會、教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這樣校規(guī)校紀才能成為大家共同認可的行為規(guī)范，有助于學生入學時樹立起規(guī)則意識。

“對欺凌行為的認定也應該進行‘聽證’。”于旭坤補充，學生保護專員接到求助后應上報前述由校內外多方組成的學生欺凌治理組織，該組織召集各方對上報內容進行共同認定，校方闡述對具體事件的調查情況，受欺凌方與欺凌方家長都可發(fā)言申辯。

而改變受欺凌者的處境，“有時只要做一點改變就能起作用。”李涵說，比如班里有相對隨和的同學，老師可以請他們每天吃飯的時候和被欺凌的孩子一起吃，讓他在這15分鐘里不落單。遇到需要分組的活動時，老師可以有技巧地直接把他分到某一組，不要由同學自由選擇，讓他總要面對“所有人都不選我”的場景，“我們不能左右誰和誰做朋友，但可以給孩子一個緩沖地帶，讓他有一點舒適的距離和空間”。

但想改變欺凌行為發(fā)生的“土壤”，還有很多復雜的干預需要專業(yè)的司法社工或者心理老師完成。

已經發(fā)生了欺凌事件的班級，李涵認為適合開展八到十次的系列深度課程，推進共情教育，帶領學生學會尊重差異性。根據不同個案，每次課程定一個主題，全班分成幾個小組，每組11名同學以內，大家既做組內分享，也有大組的互動和分享，在討論的過程中讓學生們完成自我探索，了解自己出現的感受和行為間的對應性。這樣學生在關系互動中就更能自我控制。

但洪芳感到外部機構想進入學校日常體系中還有不小的難度，“旁觀者干預的課程是依托我的科研項目請學校配合做的，最后只能在一個班級落地，占用每周一次的德育課時間完成，沒有可持續(xù)性”。

更根本的問題是，未成年人保護的專業(yè)社會組織稀缺。“很多學校沒有條件開展學生保護專員工作，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專業(yè)力量的支持。”于旭坤認為。

學校之外，采訪中幾乎每個人都對記者提到了家庭是與當事人最密切相關的因素。也許正如《朋友還是敵人——兒童社交的愛與痛》一書的作者在書中寫到的，“我們要做的不是試圖幫他們擊退風浪，而是專心幫他們打造堅固的船和結實的帆”。

（文中安然、劉寧、張麗、高晨均為化名）

（本報記者 陳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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