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客戶端 | 記者 韓梅
長城附燧在“冒煙”，“敵軍”從展柜后側出現，現存最大敵臺、最陡墻體浮空呈現……近日，由天津大學與天津市文物局合作的《虛實之間·發現長城——飛越天津長城》數字展在天津博物館開放，吸引了無數熱愛長城文化的觀眾。其中，黃崖關駙燧遺存“上演”多煙傳烽，首次數字化揭示長城多煙傳烽的“秘密”，大受歡迎。
(資料圖片)
19分鐘飛越40公里
該展陳主要通過五面屏大型沉浸式裝置、手機隨身增強現實、3D打印實體模型、歷史場景復原四種多媒體展示手段為觀眾解密長城。進入展廳，如同“親身飛越”天津長城全段，這種體驗是前所未有的。標志著全國擁有長城資源的15個省區市中，天津市率先實現域內長城的全段實景化、沉浸式、數字化展示。
“飛越天津長城”是指觀眾可以“座艙視角”，在19分鐘內“飛越”西起天津與北京平谷、河北興隆交界的長城“三界碑”，東至天津與河北遵化馬蘭峪及清東陵景區長城交界點的全長40公里的天津長城。天津長城的各處資源、特色遺存、沿線風光都通過五面屏立體展示給觀眾。
“多煙傳烽”傳承長城文化
“烽火傳遞”是中國古代高效、及時的主要軍事預警方式，遇有敵情，白天燃燧（狼糞），夜間點烽（火），在烽燧相望之間，廣域國土警訊日達，使長城與各軍事聚落、中央與邊疆形成了信息統籌聯動的整體。
“臺上點煙、孤煙傳烽”是以往公眾所認知的長城烽火臺傳遞信號的場景，“實際上，明代烽火臺上立有軍旗、建有鋪房，為戍卒安身且‘棲火器’之所，臺上點煙無法滿足烽燧燃放的安全需求。”天津大學建筑學院博士生導師李哲介紹，明代已采用“多烽預警”制度，這與以往認知的烽火臺頂部“孤煙傳烽”場景有悖。
李哲團隊經過近3年艱苦野外作業,定位、踏勘、測繪了歷代長城沿線的附燧遺存，揭示了附燧是理解中國古代長城多煙傳烽的關鍵一環。
“如何相對高效地進行長城附燧遺存普查和數字化展示”是李哲團隊的難點，結合中國長城遺產在線資源庫，李哲團隊進行圖像調取與快速篩查，在長城資源調查登記的29510座烽火臺/敵臺中，完成了300余處疑似附燧遺址的位置標定，初步實現了數字化展示明長城黃崖關附燧“多煙傳烽”歷史場景。
已確認明長城有162處附燧遺存
“長城附近多數附燧由于缺乏認定與保護，已呈現土包石堆樣式，有的還受到植被遮擋，即使勘察人員站在相對高點,因視野高度及視角有限亦難以發現。附燧布局形態上呈現5個或10個成組規則排列的特點，因此，無人機低空遙感視角相比于地面測繪更易于發現和辨別附燧遺存。”李哲說，確認為附燧遺存后，利用無人機在5米至50米的相對高度進行遺址及周邊地形的攝影測量，處理高重疊率照片得到點云數據,進而構建三維模型，可快速獲得厘米級精度的附燧遺址單體尺度、地形高程等參數信息，最后對遺址的數據樣本進行存檔、分析。
李哲團隊走遍河北、天津及遼寧等9省市區，共計定位、測量、踏勘了162組附燧，有662個設施單體，基本證實了附燧在明長城沿線的歷史應用。李哲表示，隨著研究的深入，更多的附燧遺存將褪去歷史的蒙塵，逐步清晰地呈現明代“多烽傳煙”真實場景。
數字化保護復活“非活態”遺產
多煙傳烽的歷史自春秋延續至明代,其軍事智慧被歷代傳承。李哲表示，兩千多年歷史中，城防、海防、邊防的古代軍事通訊記載都體現出“多煙傳烽”在信息時代到來之前的普適價值，是中華民族所共有的歷史智慧。附燧作為多煙傳烽制度的載體，雖然是軍事歷史建筑中的小型遺址,但其針對不同地形、氣候的體系化發展,具有宏大的軍事工程智慧。
“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這一國家重大舉措要實施的五大工程中，“研究發掘、保護傳承、數字再現”三項工程都是以長城資源的充分挖掘和價值認知、內涵闡釋為核心基礎。
對于長城這樣“非活態”的古代軍事工程遺產，如何復現真實可信的歷史場景是難點。因此，李哲團隊開展跨學科聯合的基礎性研究及調查，對附燧開展家族化梳理及數字化歸檔，對功能與使用場景做可信回溯，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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