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長假結束后的第三天，北京以北1600多公里的呼倫貝爾草原生態系統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就迎來了今冬的第一場雪，白天的氣溫也降到0攝氏度左右。

呼倫貝爾草原生態系統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坐落在內蒙古呼倫貝爾市謝爾塔拉農牧場的空曠草原上，是目前我國溫性草甸草原地區唯一的國家級野外觀測研究臺站，依托單位是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

已經在這里工作了5個多月的“90后”碩士研究生侯路路，還在整理從野外采集的樣品。5—9月是草原的生長季，也是呼倫貝爾站科研人員的野外工作季。從2017年起，侯路路每年夏天來到這里，每天和同事們早出晚歸，在放牧試驗樣地里工作：調查樣方、測算牧草生產量、采集牛糞樣品、分析牛采食的情況……小半年下來，臉曬得黑黢黢的。

“天天這么干，累不累?”

“比起我的老師和師兄師姐們，我幸福多啦!”侯路路嘿嘿一笑，露出潔白的牙齒，“起碼有固定的地方吃飯、睡覺了。”

自1997年籌建，特別是2005年成為國家站以來，從首任站長唐華俊到現任站長辛曉平，從“60后”楊桂霞、“70后”王旭、張宏斌、閆玉春、閆瑞瑞、徐麗君，到“80后”“90后”張保輝、陳寶瑞、徐大偉、李振旺、丁蕾、侯路路、沈貝貝等，呼倫貝爾站的科研人員一茬接著一茬干。他們每年夏天就告別家人，從北京來到草原，在太陽下奔忙。

“黑”是他們共同的膚色，“綠”是他們共同的目標：面對氣候變化、人口增長、家畜增加等多重因素導致的生態退化，他們把理論研究與技術創新相結合，在揭示草原生態演變規律的同時為農牧民生產提供技術支撐，讓草原常綠常青。

開發數字牧場技術，牧民通過手機就能預測當年草地的產草量

從21歲讀本科時起，辛曉平就開始在草原上做調查研究，幾乎跑遍了全國的草原。自2005年呼倫貝爾站成為國家野外臺站后，她就把這里當作自己的第二個家，先后擔任常務副站長、站長。2005年成為國家站后，她和副站長楊桂霞帶領年輕同事，風餐露宿、省吃儉用，一邊為臺站的基礎建設奔波忙碌，一邊把基礎研究成果和牧民生產相結合，開發、推廣數字牧場技術。

所謂數字牧場，就是把最新的信息技術應用到草原生態監測和管理中，構建草原上各種要素之間的定量關系，在更好揭示草原生態系統機制的同時，對草畜生產進行過程診斷和管理優化，給畜牧業發展提供科學指導，在提高生產效益的同時，保持草地生態功能的最佳平衡狀態。

通過多年努力，辛曉平團隊構建了一套較為完善的數字草業理論與技術研究體系，制定了草業信息技術領域第一個行業標準，開發出先進的草地監測與生態管理核心模型和系列軟硬件技術產品，為周邊的牧民服務。

“數字牧場正好解決了草場退化與畜牧超載的難題，很受牧民歡迎。” 陳巴爾虎旗畜牧和科技局黨組書記斯琴畢力格告訴記者，牧民通過辛曉平團隊開發的專用手機APP軟件，就能預測當年草地的產草量，然后據此決定養多少牛、什么時候出欄，既保持了草蓄平衡，又提高了放牧收益。“目前我們旗已經有60多個牧戶用這個軟件指導生產，覆蓋的草地有50萬畝左右。”

打草場改良、培育新品種，為牛羊提供優質飼草

“你看這片改良后的打草場長得多好!草又密又高，都沒過膝蓋了!”站在謝爾塔拉農牧場公用打草場改良地里，研究員陳寶瑞很興奮，“你看，沒有改良的對照樣地，草長得稀稀拉拉，對比特別明顯。”

2004年就到呼倫貝爾站讀研、工作的他告訴記者：牧民使用的草原主要分兩種，一種是夏季放牧草地，一種是專門為牲畜提供草料的打草場。“由于年年打草、只有產出沒有投入，打草場也在退化。我們開發了一套草場改良綜合技術，包括草地打孔、疏松土壤、適當施肥等，2016年起已開始推廣了。”

“打草場改良的效果很不錯。”陳寶瑞說，2017年改良后的打草場每畝產草180公斤，是對照區的6倍;2018年，改良后的草場每畝產草量達到380公斤，對照區是80公斤。改良后不僅打草量大幅增加，優質牧草的比例也明顯提高。“經過這4年的摸索，我們的技術已很成熟，明年就可以大面積推廣了。”

其實，他們摸索的時間遠不止4年。早在2009年，辛曉平、閆瑞瑞和客座研究人員烏仁其其格就設計了退化草地改良實驗，并發表了多篇研究成果。基于這些摸索和研究，我國天然打草場的第一個國家級科研項目“半干旱牧區天然打草場改良與培育技術研究與示范”，于2013年正式立項、實施。

也是從這年開始，“70后”副研究員閆瑞瑞在呼倫貝爾站的草場改良試驗樣地上開展了系統的科學研究。“我是2008年到臺站做博士后研究的，先是跟辛老師做牧戶調查、開發數字牧場，后來專門負責天然打草場培育和改良技術研究與示范項目，這也是草地改良技術推廣示范的科學基礎。”閆瑞瑞介紹，“這塊示范區分成若干試驗小區，有的采用打孔疏松土壤，有的添加化肥和有機肥，有的采用微生物肥料，有的三種手段都用。經過多年研究，我們在理論研究和技術開發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與此同時，呼倫貝爾站的科研人員還在培育牧草良種。

“這是紫花苜蓿，這是野大麥，這是山野豌豆……這些都是我們為了培育新品種引進的材料。”在牧草栽培試驗樣地里，項目負責人徐麗君如數家珍。

由于草原退化，單靠放牧草地和打草場難以提供足夠的草料，必須栽培新品種、實行人工種草。“我們從2008年開始培育，現在已從全國收集了數百份材料，發現了許多‘好苗子’，特別是紫花苜蓿。” 徐麗君指著一片開滿紫花的苜蓿說：“這是我們剛通過區域評審、拿到新品種證書的中草13號，不僅抗寒，而且產量高、結籽多，明年就可以推廣。”

“大家都說養孩子難，其實培育牧草新品種一點兒不比養孩子容易。”徐麗君笑著說，“即便是從引進材料算起，育成一個新品種也需要10年左右，而且是失敗的多、成功的少。”

為了草地上的“孩子”，他們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艱辛

到草原旅游的人，都覺得無比愜意，但在草原上搞科研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夏天，臺站的科研人員在草地上做實驗、測數據，頭頂是熱辣辣的太陽，周圍是嗡嗡飛的蚊蟲，他們穿著草綠色的野外工作服，一會兒就汗流浹背。臉上起包、身上長痱子是常事兒。到野外調查，由于道路崎嶇，人坐在車里顛得五臟六腑都在翻騰，餓了就吃自己帶的干糧、咸菜，喝點礦泉水……由于長期風餐露宿、吃飯沒準點兒，許多人得了胃病;由于當地醫療水平不高，楊桂霞患上了急性膽囊炎，最后不得不回北京做了膽切除……

臺站建設初期，由于經費特別緊張，他們不得不節衣縮食，每人每周只能供應二兩肉;即便現在有了辦公樓，還要七八個人擠一個房間;站上沒有洗澡設施，他們就在忙碌了一天后，輪流坐車到農牧場的公共澡堂洗澡……

每當說起這些，他們都淡淡一笑：“不苦不累還能搞野外科研?”

但有一種苦，卻是難以忘懷的，那就是與家人、特別是孩子的長期別離。對于閆瑞瑞、徐麗君等女同志來說，更是刻骨銘心。

“有了孩子以后，離別是對自己最大的考驗。我剛休完產假就要出野外，寶寶還沒斷奶，真是舍不得走。最后我從臺站附近的農戶那兒租了一間房子，把孩子和老人一塊接了過來。忙了一天之后看到可愛的小寶寶，再苦再累都歡欣無比!”說到這兒，徐麗君的眼圈紅了。

所有這些艱難困苦，都沒有擋住科研人員對科學的向往、對草原的熱愛。近幾年，除了徐大偉等年輕力量陸續加盟，呼倫貝爾站還吸引了多位“海歸”：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庾強博士、密歇根州立大學的邵長亮博士……他們的加入，拓展了臺站的研究領域，提高了呼倫貝爾站在全國和全球的學術影響力。

克服研究的艱辛，獲得豐收的喜悅。2005年以來，他們累計發表論文483篇，獲得一批專利、標準和技術產品，并為草原牧區發展提供了10多份咨詢建議。其中，《調整牧區建設思路，加大牧區建設力度》《我國六大牧區的主要問題及對策——牧民財政補貼研究》等建議被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采納，為我國的草原生態建設和畜牧業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近年來，呼倫貝爾站先后入選“國家牧草產業體系綜合試驗站”、國防科工局“高分遙感地面站”、農業農村部“草地資源監測評價與創新利用重點實驗室”、中國資源衛星地面定標場，以及美國宇航局陸地衛星、歐洲航天局哨兵衛星等國際衛星驗證站，并榮獲“中央和國家機關青年文明號”稱號。

“其實我們更看重的并不是這些榮譽。”辛曉平說，作為人類珍貴的自然遺產，呼倫貝爾草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天然生態實驗室，野外觀測研究的經濟、生態和社會價值重大。“我們的近期目標，是希望在成果和產出上能夠達到國內、國際一流臺站水平;遠期目標是希望呼倫貝爾站在草原上代代相傳，為草原萬古長青做出應有的貢獻。”(趙永新)

關鍵詞： 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