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的何家慶笑得特別明朗。
照片旁，是一束開得正好的鮮花。在野外跟植物打了一輩子交道的何家慶，或許更喜歡窗外葉子泛黃的大樹，農戶地里蓬勃生長的植物吧。
在他因病去世后的第十天，在安徽大學那間不到7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除了簡單布置的靈堂，似乎沒有什么他的印記。
但是，在他的親人、同事、學生，以及被他幫助過的農戶的記憶中，他可以憑氣味聞出安徽大學每一種植物的神奇、他伏案工作的瘦弱背影、他背著幾十斤重的背包疾步前行的身姿、他急于幫助貧困戶的迫切、他臨終前還念念不忘栝樓產業的執念，都是那么清晰、深刻。
“父親從生病到去世這段時間，很多他的學生，他幫助過的種植戶都來看他，有些甚至從國外趕回來，這一刻，我可能才真正理解他一生堅持做這些事情的價值。”女兒何禾說。
從魔芋到栝樓 他一直在路上
安徽潛山市梅城鎮栝樓種植大戶胡海結地里的栝樓長勢正好。這是他在何家慶指導下選育出來的新品種。
“遺憾的是，再也沒有機會讓他老人家嘗一嘗。”這位拘謹的莊稼人用最樸素的語言道出了對“何教授”的敬重與懷念。
在潛山的栝樓種植圈里，“何教授”大名鼎鼎。
淵源還要從上世紀80年代說起。
1984年，在安徽大學生物系任職的何家慶走上考察大別山之路。
225天，他步行12684公里，足跡遍布鄂豫皖三省19個縣，采集3117種近萬份植物標本，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全面考察大別山的人。考察成果受到中央和安徽省的高度重視，為國家星火計劃的實施提供了依據。
更重要的是，這次考察讓何家慶充分掌握了安徽省的植物資源，更深刻體察了農民的貧困處境。自此，他一直走在科技扶貧的路上。
最初，他盯上了魔芋。他研究發現，魔芋適合山區生長，栽種技術要求不高，產量高，是助力山區脫貧的合適品種。
他先后出版了《魔芋栽培及加工技術》《魔芋栽培新技術》，翻譯了《日本國魔芋的開發利用》。其中，18萬字的《魔芋栽培新技術》是國內第一部系統研究魔芋的著作。
一個研究植物分類與實用經濟植物的學者，成了魔芋專家。
但何家慶不愿成為只著書立說的專家。他的目標在田間地頭。
1998年2月份，在留給女兒一封信后，何家慶前往我國西南地區考察、推廣魔芋種植技術。
那些日子里，何家慶孤身一人，懷揣多年積攢下來的27720元錢、一張學校介紹信和一份國家“八七”扶貧計劃貧窮縣名單，途經安徽、湖北、重慶、四川、浙江、湖南、廣西、云南8個省區市、108個縣、207個鄉鎮、426個村寨，行程約31600公里。
他沿途傳授魔芋栽培、病蟲害防治技術，辦培訓班262次，受訓人數逾2萬人，指導了57家魔芋加工企業。
這段經歷經媒體報道后，他成為被當時很多人熟知的“魔芋大王”。
18年后的2016年，67歲的何家慶再次上路。這一次，是為了栝樓。
栝樓，又名瓜蔞，至今已有千余年種植歷史。栝樓籽原本是藥材，一般人不輕易食用。早在第一次考察大別山時，何家慶在潛山發現當地人吃栝樓籽，隨后他進行實地調研并組織了幾十位老人的座談，證實該地食用栝樓籽已有數百年歷史。
何家慶當時在雜志上對栝樓籽的來歷和營養成分進行了介紹。此后，潛山將栝樓作為一個產業發展起來。
像當年著魔“魔芋”一樣，何家慶開始研究栝樓。他搜集了全國各地栝樓栽培區、栝樓園的分布、栽培管理現狀等信息，并在實驗室開展安全性研究，出版了《中國栝樓》，取得6項發明專利授權。
準備妥當后，原本退休后受聘成為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植物標本室主任的何家慶，又開始了自費推廣栝樓技術之路。
“僅僅2016年，我就陪何教授跑了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江蘇5個省的15個縣。”潛山市農業農村局栝樓技術指導站站長孫勇回憶。
所有“古怪”只因一顆為了貧困農民的心
“何教授真不像個教授，看起來就跟我們農民一個樣，一點架子都沒有。” 這是何家慶留給栝樓種植戶們最深的印象。
他其實比農民更樸素。在外人看來，他過著近乎“苦行僧”式的簡樸生活。
洗得發白的滌卡中山裝和解放鞋，一頭略顯凌亂的長發是他的標志。
“大概十年前，我們在學校食堂一頓飯吃七八塊錢的時候，他還只吃一塊五的飯菜。他說不能浪費。”與何家慶共事多年的安徽大學資環學院工會主席許仁鑫回憶。
在何家慶居住了幾十年的家中，一臺32寸大小的電視機很顯眼。因為現在很少能看見這么小的電視機。
“這還是前幾年才買的，我們家之前的電視機是小姨家淘汰下來的。”何禾說，父親覺得買大電視機是浪費。
“女兒小時候，他有時候會跟我說沒必要給孩子買那么好的衣服，但其實，孩子衣服主要是撿的親戚家的，連幼兒園老師都讓我給孩子買點新衣服。”愛人胡建群說，日后，她才理解，何家慶的腦子里刻的是當時貧困山區孩子的樣子。
是的，貧窮，以及貧困年代鄉親們給他的溫暖，深深烙在何家慶的心里。
何家慶出身安慶一個貧民家庭。父親是拉板車的。他曾說過，從9歲至93歲，父親身上的汗水沒干過。
1983年，何家慶對父親談了自己去大別山的計劃。臨行前，老父親送來他一生的積蓄4000元，以及一本賬。
那張四五個香煙盒紙粘在一起的賬單上，是父親一筆筆寫下的，何家慶從上小學起，國家、老師、同學給他的一點一滴的資助：
“1955年9月編入永安街小學許維實老師班，許老師送舊膠鞋一雙，練習簿四本，學費全免。”
“1956年2月許老師班，學費全免，送舊膠鞋一雙，洋襪子一雙，練習簿三本。”
“7日，不知名同學送來棉褲一條。”
“1966年1月送助學金7元8角。”
“本月10日張愛坤同學的母親送來單藍褲一條，短褲兩條……”
這本賬一直記到何家慶工作后，包括單位送來的救濟金、救濟物資。在賬本的最后，老人寫下一段話：
“讀著共產黨的書，拿著共產黨的錢，好好學習，努力向上，以求深造，成長后要成頂天立地之業，才對得起黨，對得起人民。”
那時候，他在筆記本上悄悄寫下一句話：給我一捧土，還你一座山。
這句話解釋了他那些從前不被人理解的行為：極度節儉卻花7萬元出版了200萬字的圖書《中國外來植物》;不愛交際不愛熱鬧，卻跟農民有聊不完的話題;不收企業一分咨詢費;不熱衷職稱，對名利淡然……
“他經常說，如果沒有共產黨和人民，我可能依然是個拉板車的。”安徽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書記劉家友回憶。
何家慶喜歡穿那件穿了幾十年的中山裝。因為那是父親靠拉板車賺來的錢給他買的。
“如果扔掉了這件衣服，等于扔掉了對父親的感情。我哪能為迎合時代的變化改變我心里面的東西。”他曾這樣說。或許，他怕扔掉對父親的感情，也怕扔掉父親對他的囑咐。
“父親遇到過各種非議、質疑，但他很少跟我們聊，我相信這些言語可能在他腦海中也不會停留太久，因為如果一直想著這些負面的東西，他不可能一輩子堅持做這些事。”何禾回憶，父親總說，他是個“自在人”，不會被外界評論所干擾。
這束光照亮希望的未來
今年7月份，年輕人都追不上他腳步的何家慶，病倒了。
“這之前他剛來潛山調研，看不出有任何生病的跡象，得知他去世的消息真得難以接受。” 安徽省久點農產品開發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嬌紅著眼圈說。
事實上，病痛早就有征兆。
“三四年前，他經常感覺身體不適，每次看到布告欄的訃告時他就開玩笑說，他還能活多久，還能干多少事。” 何家慶學生、安徽農業大學博士后王強回憶，但何家慶拒絕去醫院，“怕浪費時間，其實也是對陌生環境的抵觸。”
由于從本科開始就在何家慶實驗室學習，王強與導師的關系親密于旁人。他有機會深刻體察到何家慶少與人說的孤獨。
“他有一次在森林里拍到一株比他還高的古老植物，在日記里寫道，如果有人能給我拍張合影就好了。”王強說，“當時正在讀博士的我就想著要早點畢業，陪他去野外。”
由于安全和體力原因，何家慶很少帶學生去長時間野外考察。王強是唯一一個。“出發前，我每天去操場和他跑步，第一次跑的時候，他把我落在后面四圈。”王強說。
“每天六點早餐，一直步行到中午，吃完午餐不休息，繼續走到晚上六點，中間除了遇到他想拍的植物就不會停。”王強感慨，“我在的時候還能說說話，難以想象，他一個人獨行時會經歷怎樣的孤獨。”
足夠了解，才更感老師的不易與珍貴。
“他是一團熾熱的亮光。”王強感慨，“可能因為太耀眼了，剛開始很難和他靠近，但當我們讀懂它，會理解這種光的溫柔，也會成為自己發光的力量。”
這束光直到最后一刻還倔強地發熱。
意識還清醒時，雖已無法進食，只能靠打營養針維持生命，他仍躺在病床上寫栝樓產業扶貧的調研報告，并決定逝世后捐出眼角膜，幫助貧困山區的孩子恢復光明。
“父親在病床上接到種植戶的咨詢電話時總是急得不行，他對家人的最后一句話，是擔心今年的栝樓籽能不能賣上好價錢。”何禾回憶。
“再熾烈的日光下都有陰影，我走了，沒有閃爍的光彩，余燼雖有星點晶亮，但終究會被湮滅。”在告知女兒病情時，何家慶在微信最后寫道。
余燼會滅，精神和動力永存。
在這束光的照耀下，小時候會埋怨父親總不陪她的小姑娘何禾，如今也成為一名出色的生態學研究者和人民教師;許多像王強一樣的學生選擇堅守在生物學領域;陳嬌這樣的栝樓從業者不僅明白科學種植的重要性，更深知這個行業承載的責任，會努力完成他的遺愿;得到眼角膜的孩子，會用明亮的雙眼，替他望向充滿希望的未來。(操秀英)(本報記者吳長鋒對本文亦有貢獻)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